余丹：人生不甘安逸，战绩都是闯出来的

余丹：人生不甘安逸，战绩都是闯出来的

余丹曾先后就职于索尼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和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。2007年8月入职龙华富士康，先后转战观澜、郑州、廊坊等园区。

1、2008年获评iPEG（iPEBG前身）优秀基层干部；

2、2012年获评郑州厂区“建厂功臣”；

3、2013年获iPEBG华中制造处“万里挑一”奖；

4、2014年获iPEBG “优秀主管”奖；

5、2019年获评富士康“优秀厂长”。

现为CAA iLVBG廊坊品质保证处经理。

打电话给余丹经理约访时，没想到电话接通后，却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：“我在廊坊。”于是，这次约访最终变成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。

虽只闻其声，但在采访过程中，余经理一直把控着不愠不火的谈话节奏。随着访谈的深入，笔者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，电话那一头的余经理，既有一种浸泡制造现场多年的将帅英勇无畏的气概，也有一种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的儒雅与沉稳。

一、“善”是一种能力

余丹出生于湖北恩施的一个普通家庭。祖父辈都传承了与人为善、助人为乐的传统。尤其是祖辈行侠仗义、乐善好施的故事在乡邻之间广为流传，很受乡邻的尊重和信任。“我祖父96岁去世的时候，上到县长，下到贩夫，都过来给他送行。”

父亲虽然没有像祖父那样名气远扬，但靠着自己的勤勉和努力，成为了小镇居民中第一个买彩色电视机、第一个修建4层小洋楼、第一个买小汽车的人。

余丹工作场景

“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我们兄弟姐妹，成长在这种崇尚善良和拼搏的家庭里，除了能够感受到家族的荣光，也产生了一种不甘平凡的思想，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境况。善良是一种性格，最终会变成一种能力。”

大学毕业后，余丹原本应聘进了镇上的工商所做实习生，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考公务员，但这种安逸的工作却不是他想要的。“那时正是年轻人出去打工的高潮阶段，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出去了，我身边的同学大部分也去了大城市，我当然也不甘落后。”

2003年10月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余丹应聘进了索尼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。当时，与他一起去实习的有十二个大学生，一个月实习期满后，索尼公司将从这十二个人中挑选两个人留下来。“里面有好几个是名校毕业的，我不是名校毕业，个子又比较小，当时是最不被看好的。”

但命运有时候就这么出人意料。在实习过程中，有三个人不到一个月就选择了离开。一个月实习期满，在决定最后留下来的人选的前一夜，导师请留下来的9个人去吃日本料理。

熊毅副总（左）为余丹颁布“活跃业绩”奖

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日本料理。食物都用小碟子装着，有生有熟，流水线式地不断地在你面前循环，你想吃什么就自己拿下来吃。因为不知道谁会留下来，大家的心情都不是很好。其中有两个实习生是东北的，喝了很多啤酒，喝高了，还有些同学拿下来很多东西没有吃完。我知道自己是不会被留下的，当然也没什么心情吃东西，但也没有放纵自己，就只端了三个小碟子，吃完后就陪着他们聊天。” 

第二天公布名单时，余丹没想到自己竟然入选了，一脸的震惊和意外。最后，还是导师解答了他的疑惑：“学习IE和运用IE的本质，是为了降低成本，提升效率，减少浪费。在昨天晚上聚餐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你是唯一一个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的。我们日本是一个岛国，资源很有限，有限的资源都要有最大的产出，我们是非常厌恶浪费行为的。”

细节体现了一个人的素养，往往又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机缘，余丹被日本导师相中，跟着他学习了两年多的IE。“我在学校是学IE的，走进工厂，尤其是走进索尼，日式IE跟我的实践深度地重合，使我的IE专业技能有了很大的提升。”

二、“骗”到的组长

因为一直想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和岗位，在不停地选择与放弃间，余丹将目标锁定在了富士康。“那时我就知道富士康相当于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名校，是我很向往的一家企业。”

余丹去的是深圳市罗湖人才市场。当时并不知道富士康有不同事业群的他，面对多个富士康的招聘展位，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。看到有的富士康展位前排起了长龙，排队的人一直从人才市场的三楼排到了外面的马路上，便挑了一个排队最少的展位应聘。

“其实当时招我的这个主管原本是要招一个生产组长的，但他对我的简历比较感兴趣，觉得招一个懂IE的人去做生产组长更好，便改口说他们也招IE工程师，而且待遇很好，让我先过去看一下，并说如果我IE工程师做得好的话，可以转型去做生产组长。”

就这样，信以为真的余丹喜滋滋地进了富士康iPEG的塑艺制造处，从事IE工程师的工作。谁料，才做了一两个月的IE工程师，主管就慢慢地动员他去做生产组长。

但从IE工程师向生产组长转型并不简单，尤其会面临观念的碰撞。余丹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生活习惯被颠倒了。比如，在生产现场难免要上夜班。此前，余丹从来没有上过夜班，第一天上夜班的时候，就感觉自己跟世界脱节了。“当天晚上我就想到了辞工的问题，因为内心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，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，我是做IE，我擅长的应该是分析改善。”

2013年，带“西点军校”干部培训班学员做公益活动留念

余丹留下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曾是新干班出身的主管懂他。“他跟我分享说，他当时也是不适应，不过这种不适应很快就会调整过来。另一方面，我内心深处也觉得好不容易进了富士康，进了自己喜欢的公司，不想这么快就放弃、退缩。而且，我相信富士康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平台。这两个理由让我坚持了下来。”

余丹做了四年的生产组长，在这过程中，没有管理经验的他不时还会想打退堂鼓，但因为“人不能一直往后退，你必须往前走”，最终都坚持了下来。“做制造管理，基础非常重要。一个没有在制造现场做过线长，做过组长，没有去现场做过工站、岗位的干部，没有去跟人、机、料、法、环打过交道，没有去跟参数、耗品、工具、机器等打过交道，是没有办法做好制造业管理工作的。这也是很多空降兵到制造单位很难存活的原因之一。如果我当时一直做IE工程师，而不是生产组长，也许成长还没这么大。”说到这里，余经理笑道，“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吧，就像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应生无所住心，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也。”

更让余经理庆幸的是，当年这个招聘展位前排队人数最少的事业群，短短几年就迎来了爆炸式成长，一路从龙华、观澜出发，在郑州、济源、晋城、鹤壁等多个地方建立了厂区。

三、“要”来的课长

对于一名制造管理干部而言，从组长到课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。“我的课长职位，是我要来的。”余经理毫不避讳地说，这是一名优秀的制造管理干部从骨子里发出的底气。

2011年，做了将近四年组长的余丹，在知道所在的二次加工厂将要从一个厂变成两个厂，将要提拔一批课长时，跑到了厂长办公室。“我跟厂长说，公司一直在发展，我觉得我个人的工作历练和技能可以做一个课长了，您能不能给我一个课长的职位？如果我能做好，就让我继续做；如果我做不好，我就辞职。当时我们厂长给我回了一句话，他说，‘功和业靠自己的本事去争，是金子就自己闪光。’”后来，二次加工厂公推了8个业绩不错的生产组长，由厂长、三个生产部长一起面评，每个组长准备一份PPT报告介绍自己。最后，参加面评的8个组长里面，只要了四个，余丹就是其中之一。

对此，余丹评价道：“也不是说千里马要自己跑出来，而是我觉得自己不能安于现状，必须要去改变自己的现状。我做生产组长已经很安逸了，已经驾轻就熟地应对我目前的工作了，如果只是想安逸地活着的话，可以不选择去做更多的挑战，可以让工作来选择我，我在那里等着，那就是论资排辈了。我不想这样安于现状，我要折腾。我不想过太安逸的生活。”

四、“闯”出来的战绩

这种爱折腾的性格一直伴随着余丹，拓疆郑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建厂初期的郑州，环境非常不好，条件非常艰苦，遍地黄沙，连喝的水都是从地下挖起来的臭水。食堂也不怎么完善，周边没有什么配套，只有当地的农民推着板车到富士康周边卖饼和饺子。“吃饺子时，旁边过来了一辆泥土车，扬起的灰尘都跑到碗里来了。”

尽管这样，2011年4月24日，余丹还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拓疆先锋队。“我们当时七八千人的厂，去郑州的只有一百二十多人，我们厂长，还有很多部长、同事选择了去郑州，更多的选择留在了深圳，包括我的女朋友，也希望我留在深圳。如果留在深圳的话，我会过得很安稳，而去郑州肯定会有新的挑战和机会。”

2018年，余丹厂长（中）带领组装厂四个部长一起爬羊台山

余丹常告诉自己一句话：捕猎者常独行，被猎者常群行。“像狮子和狼这些捕猎的动物，它们经常独行，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线，但是牛啊羊啊这些被捕猎的动物，经常是成群结队的。人的思维也是这样，也要有自己的想法，要有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曾国藩曾说，‘久利之事勿为，众争之地勿往。’大家都争的地方和东西，你不要去争，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
拓疆最大的困难和挑战，还是来自客户的交期。随着A客户手机的生产订单大批量地向郑州厂区移转，郑州厂区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庞大。这种超速成长，导致员工的素质也参差不齐。“在深圳，员工的规模和产品都很稳定，一个产品可以做很长时间，员工也比较固定，有的老员工一做就做四五年。但是这种模式在郑州被打破了，郑州园区一度需要的员工达到二三十万，连当地政府都在帮我们招员工。”

为了让员工快速上岗，余丹当时所在的组装厂专门组建了一条培训线，新员工入职后，先在培训线上拿不良品进行培训。“河南的本地员工很多是没有出去打过工的，对SOP、工模夹治具没有基本认知。我们先让他们在线上培训，然后对每个员工进行考核，再把合格的员工转到量产线去。”这样的培训线，刚开始只开了一条，后来随着新进员工越来越多，一度开到了四条，一条线将近500名员工。为了节省培训上岗时间，甚至连人资主管都跑到培训线上对新进员工进行入职培训。

因为所带团队业绩出众，2012年底，也就是建厂一周年时，余丹获得了当年华中制造总处颁发的“万里挑一”奖。2013年郑州厂区建厂两周年的时候，又获得了由当时的郭台铭总裁颁发的“建厂功臣”奖。

“我不算是什么勇士，自问也不算什么能力出众，只是在特殊的时代和环境，它选择了我，我也选择了这个时代。因为刚好那个时代，A客户在爆炸式地成长，iPEG也在爆炸式地成长。而我，选择了参与这场革命。”经历过不少惊险与挑战，回首往事，余经理的语气有了一种阅尽沧桑的淡定与从容。

挑战也是机会。2007年至2013年，短短六年间，余丹的职位，从生产组长变为生产课长，又从生产课长变为生产部长，进而于2013年10月担任了生产厂长。“很幸运，我们坐上了公司成长的快车，跟着公司一起成长，感恩公司。”

五、“怕”不来的客户

更大的挑战接踵而来。

2014年，iPEBG开始承接H客户订单，并由此分出一部分人力，在龙华园区成立了专门做H客户产品的iLVBG。2015年，余丹主动请缨转战H客户。

“在没有接触H客户之前，我们觉得他是一家国内的公司，产品的规格、标准、要求应该跟A客户不一样，我们一度认为是比较好做的一个品牌。但当我们真正接触到H客户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子，H客户能够走到今天，能够举起民族产业这块招牌，他部分要求甚至比A客户的还要严苛。但是，H客户的要求无比高，价格却又无比低，打个比方就是要你用鸟枪去打坦克，而且还必须要取得胜利。转战H客户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。”

余丹自言对H客户可以说又敬又怕。“我们敬他，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品牌；我们又怕他，因为他对规格和标准的要求太严格，我们做出来的产品很多时候达不到他们的要求，让我们吃尽了苦头，走了很多弯路，才勉勉强强能够跟得上他的步伐。”

谨举两例。

因为一直在追求手机的艺术性和工艺性的结合，H客户不断地改变手机的外形，手机的中框越来越窄。“以前我们用H客户的产品，手机中框都是四四方方、中规中矩的，而我们现在用的产品，手机中框越来越窄，屏幕变成现在的3D曲面，变得越来越圆润。”

加工3D曲面中框并不难，只要有程式就可以加工出来，关键是要适配它的后盖，把这个间隙工差做进它的标准以内就很困难，而且这个标准逐年在缩紧。

“H客户没有提供给我们高端精密检测设备，因为那个价格太昂贵，一台检测设备的成本就需要200万美元。我们只有土办法识别和调整这个间隙，只有一次又一次去现场做验证。我们大概做了700多次DOE，技术员的笔记都记了四五本，反复地去调试每一个夹位、每一个工站的加工参数，比对不同的加工方式、每一个参数和变量对结果造成的影响，最后做出来的产品才能够勉强满足客户的需求。”

从这件事，余丹也看到了自己与客户的差距。

“H客户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大？这跟他们那种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、不断地自我革新、自我批判、不断进取的精神是分不开的。我们要想承接H客户的订单，就一定要跟上H客户的步伐。在做H客户产品的这几年里，我们的思想、观念都发生很大的转变，他们对我们生产力的挑战，对制造柔性的挑战，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我们以前生产A客户的产品，一年就一代，做三四个机种就可以。而我们做H客户的产品，有时候一天就要跑一二十个机种，客户的要求又高，需求量来得又急，要货的时候马上就要，不要货的时候，订单马上清零。我们必须做到极致，才能刚好满足他们的要求。”

另一件事发生在2016年。

那一年初，因为产品发生镜片脱落导致H客户重大投诉。更为严峻的是，当时正是H客户准备将大量订单交给富士康生产的前夕。这次客诉如果处理不好，富士康可能失去H客户大批量的订单。
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余丹临危受命接管组装一厂。要解决手机照相镜片脱落的问题，就要找到粘度和剂量最合适的胶，它们是一对相互对立的参数：如果剂量太大，就会溢胶。胶溢到里面，照相就不清晰；溢到外面，就会沾上灰尘。而剂量太少的话，又会粘不住镜片。还有一个压力和位置，也是影响因素所在。

“我们只有反复地去做验证，找出他们之间的平衡点。这个过程讲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很难，需要不断地去做去尝试，找出什么样的材质、剂量、粘度是最好的，找出他们的平衡点。”在做了很多次验证之后，他们更改了胶的材质和粘度，在保证不溢胶的情况下又有足够的拉力，终于彻底解决了镜片脱落的问题。

在大大小小的困难面前，余丹带领团队一次又一次展开了技术攻关与创新，在iLVBG制造处2017年年终总结大会上，也因此获得了“智勇双全”厂长奖。

六、“读”出来的感悟

余丹是个爱看书的人，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《二月河集》《李自成》《白门柳》等，闲时就看看。“文以载道，理论指导实践是潜移默化的。书上说，‘千钧得船则浮，锱铢失船则沉’，其实不是重量大小的问题，而是有没有船这个载体的问题，每个管理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船。”因为深谙这个道理，余丹一直通过学习来找自己的“船”，一直强调实事求是、知行合一。

首先是实事求是。他认为，不管是制造管理、工程管理，还是品质管理，都要重视基础，重视现场和数据，“一切竞争力都是来源于现场，一切的研究和改善也都起于最基本的数据。”因此，他很注重工具和方法、基础和训练，认为没有好的训练，就绝对没有好的结果。他还很注重绩效考核。“要把流泪的和流血的分开。流泪的，是指替你担心的；流血的，是在战场上跟你一起行军打仗抛洒热血的。”他反对论资排辈，希望年轻的愿意做事的人，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做事。“任何一个任务来了，你要去面对它，积极去思考它，绝对不能想到把这个事情推掉。你推掉的事情，你的主管还会找别人去做，最终你推掉的并不是工作，而是机会，还有主管对你的信任。”

第二，就是知行合一，重点强调的是执行力和行动力。他认为，世界上的事情，知易行难，首先是自己愿不愿意去做，然后是去做的时候有没有好的方法。“你有行动力，想到的知道的事情马上去做，哪怕你今天只做一点点，再难的事情，你把它往好的方面去推进一点点，都比你不做、坐而论道和空谈要实际得多。知中有行，行中有知。理论和实践，计划与行动反复适正，这与戴明的PDCA也深度契合！”

“在富士康最大的改变，是真正学会了什么叫乐观。”作为一名制造处的一厂之长，余经理每天面临的都是品质、交期、成本，说没有压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尤其是发生了客诉，那对制造业来说是致命的。“书上经常教你要乐观、勇敢、坚强，这些都是书面的，只有在工作中，你去历练了，经历了，做到了，你才会发现，自己乐观一点，积极一点，去一点一点地处理棘手的事情，这个一团糟的状况就会慢慢改变。”

不见征戎士，岂知关山苦！余丹也把自己的经验应用到了员工管理之上。厂部跟党委、工会一起在车间打造了“职工之家”，既有阅读区，也有喝茶聊天的交流区。

“我们组装厂的员工劳动强度非常大，必须让他们有一定的归属感，‘职工之家’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社交途径。”这里边也有余丹自己的一点经验和感悟：“员工工余时间在这里看书也好，休息也好，跟同事之间加个微信聊聊也好，打两把‘王者荣耀’也好，都是一种‘微社交’，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功能来缓解工作压力。”

余丹认为，工作是一种修行，有的人在工作中不断地修炼自己，有的人却会在工作中迷失自己。“乐观是一种能量。富士康的工作历练了我，锤炼了我。之前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，变成了我真正拥有的东西，这是富士康带给我的最大改变。很庆幸，我来到了富士康，参与了这么多次战役和革命。最伟大的A客户的产品，从第一代到第八代，都有我的参与，H客户从生产名不见经传的功能手机，做到现在这么大的市场占有额，这些都有我的参与。我感谢这个平台，也感谢这个时代。”